邓如山的博客

     巴菲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犀利哥却是世界最穷的人，最富有的人和最穷的人都分享了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当中高速成长的成果，巴菲特享受了在中国市场上进行价值投资的回报，而犀利哥则享受到了地方政府福利政策的酬劳。巴菲特靠股票和股权投资取得资本回报，而犀利哥则凭乞讨和社会福利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巴菲特是世界上最善于投资理财的人，被人们永远地牢记和谈论，而犀利哥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乞讨人，被人们短暂地提及和追问。

     犀利哥早在去年就淡出了媒体的视线，当犀利哥在宁波近十年的乞讨生活被网友和新闻媒体曝光和大事宣扬之后，犀利哥的乞讨生涯发生了质的变化，犀利哥为新闻媒体和商业活动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他却无法从这些商业价值中获得任何的成果，这些成果当然也构成中国经济奇

     上海市最新版本的楼市调控的目标是什么？市长韩正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之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目标就是还房地产以居住为基本的功能。曾经是中国最年轻的市长之一的韩正是在10月10日的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新闻发布上回应新闻媒体的提问上提出此番见解的。韩正的原话是，“我们的调控目标就是要还原住房本来的居住本质，确保更多以居住为主的居民利益”。韩正市长还提到上海的高房价是不争的事实，过度的投资投机行为已经严重扭曲了房地产的居住功能。韩市长的“真情表白”在新闻媒体和上海的市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情为民所动，心为民所想，上海市的居民似乎看到了改善住房的希望。

     毫无悬念的是，上海市是中国房价最高的城市，已经“晋级”为世界级的高房价城市，由

     调控房价，舆论先行。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密集性的发表了一系列针对楼市反弹、房价上涨的评论员文章之后，在人们欢度国庆黄金周之前，9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行动，颁布了“国五条”，开始实施房地产行业人士称之为的“第二轮调控”，与同样的政府机构在今年4月15日颁布的“新国十条”相比，今年的“第一轮调控”就不能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了。以“国五条”的出台为标志的“第二轮调控”比以“新国十条”的出台为标志的“第一轮调控”更加严厉，楼市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强。

     为了表明对楼市调控一如既往的坚强决心，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实效性，捍卫政府政策的公信力，缓解社会公众对房价过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的调整与生产力的变化一致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关系的调整与生产力的变化不一致的时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将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的原理应用到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之中，可以推导出：政治关系一定要适应经济的变化，当政治关系的调整与经济的变化一致的时候，就能产生优美的政治经济学，而当政治关系的调整与经济的变化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出产丑陋的政治经济学的现象。

     丑陋的政治经济学还有我们定义的另外一种含义，它的这种含义就是指：经济危机和经济争端是社会大众的灾难，经济危机和经济争端往往也会引发政治危机和政治的争端，然而如果我们没有低估政治家的特殊才能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的话，我们能够发现：经济危机和经济争端往往是政治家的福音，是意识形态大肆扩张的契机。丑陋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指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财长盖特纳从执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以来，一直以强硬的口吻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措施，促成人民币进入快速升值的轨道，奥巴马批评中国政府制造了贸易不公平的环境，而盖特纳则多次指责中国政府操纵了人民币的汇率，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汇率纠纷由来已久，到了奥巴马和盖特纳的新一届美国政府时代，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很快就转化为实体经济的严重危机，美国的国际收支、国内经济、就业环境等方面都出现了恶化的症状，奥巴马和盖特纳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到美国经济的外部因素，于是中美两国的贸易和汇率的争端呈现扩大和蔓延的趋势。

     各家媒体竞相报道了国美电器集团内部股东争夺公司控制权的事件，控制权争夺战在失去控制权的大股东黄光裕和掌握实际控制权的小股东陈晓之间进行，9月28日下午在香港举行的特别股东大会上，全体股东以民主投标的方式否定了国美电器的第一大股东黄光裕家族的4项提议，其中的一项引人注目的提议是黄光裕提出的罢免陈晓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的职务，投票的结果是黄光裕的提议遭到了否决，陈晓保住了董事会主席的职务，而一直想让陈晓“下课”的黄光裕家族则失去了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控制权。

     国美内部资本力量的角逐并没有完结，黄光裕家族还会利用企业创始人的地位和品牌价值，还会运用第一大股东的优势展开对国美电器的控制权的争夺，为了降低黄光裕家族的持股比例，国美现任的董

     从4月17日施行的“国十条”标志了房产新政的开始，房地产始终是中国政府重点调控的国民经济行业，从房地产新政的实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个多月，从统计部门和房地产研究机构发布的房地产经济的数据来判断，我们可以把这5个月的时段划分为两个阶段，从4月份到7月份的这三个月，全国主要城市的房价和商品房的交易量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从8月份到9月份，主要城市的房价和交易量呈现上涨的态势。一线城市的楼市变化的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城市从2009年的4月份到2010年的4月份房价和交易量经历了飞速上涨的过程，中央政府实施以收紧信贷为核心内容的房地产新政以后，对一线城市楼市的影响较大，同样房产新政对郊区楼盘就要比对中心城区的楼盘影响大，对房价上涨大的楼盘就要比房价上涨小的楼盘影响大。

     二三线城市的楼市变化的幅度较小，这主要是由于

     房地产行业的“首席发言人”任志强第一次“出卖”自己的基本信条发生在北京，坚定不移地信奉中国城市的房价永远上涨的任志强在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史上最为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之后，终于感受到经济和行政调控手段的威力，任志强出人意料地“出卖”了自己的“核心价值”，开始相信即使在GDP数据快速上涨的情形之下，中国城市的房价，特别是价格虚高的一线城市的房价会跌入下行的空间，而中央政府出台“国十条”的目标就是要遏制部分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让价格虚高的城市回归到房地产市场平稳、理性的轨道，并非是让房价暴跌，出现房地产经济危机的局面。

     “国十条”的出台给中国城市的楼市注射了一剂大剂量的“退烧针”，高温不退的楼市急剧降温，投资者退出了市场，刚性需求的购房者选择了观望的态度，各个城市楼市的成交量持续萎缩，这一轮的楼市调控中央的决心已定，民众的呼声强烈，于是任志强感到“情况不妙”，极不情愿地放弃

     中国所有经济社会的问题要依靠经济的发展得以解决，中国所有的经济社会的问题又不能完全依靠经济的发展得以解决。经济的充分发展只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前提条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只有伴随实质性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才能逐步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的重重矛盾，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综合起来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发展和改革才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

     2010年9月13日，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国的天津开幕，来自世界8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代表1500余人出席了这场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表了本届政府最后任期的经济纲领，温总理的致辞讲话包含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仔细阅读之后，能够从中把握中央政府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基本的政策

     政治家、企业家、体育明星、歌星和影星等社会名流始终是媒体永恒追逐的对象，他们从事的每一项社会活动都是媒体极力报道的新闻焦点。今年中国大陆的灾害接连不断，属于严重自然灾害的事件就有甘肃舟曲和四川汶川的山洪泥石流，南方各省的旱灾和连续暴雨天气带来的洪涝灾难，今年夏季施虐南北各地大范围、长时间的高温天气，2010年，中国人抱怨最多的就不是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和冲击，而是接连不断的恶劣天气，由于中国的农业基本靠天吃饭，农作物的减产造成了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对于GDP的统计数据是有利的，而对城乡低收入居民的影响却是有害的。2010年，从政治家到影星，各类社会名流的“出镜率”很高，除了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和文化的活动之外，慰问和帮助灾民也是社会名流的“必修课”。